8月26日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，强调指出，“东北地区要主动调整经济结构，推进产业多元化发展，加快国有企业改革，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”。中外媒体密切关注此次会议释放出的这一重大信号，认为“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”是中央给东北的新任务。就这一问题，记者近日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、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资深学者常修泽。

常修泽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转型理论和开放战略研究。1988年，他提议实行“四沿”(沿海、沿江、沿边、沿线)开放战略。2015年，他在《人民论坛》发表《“再振兴”东北战略思路探讨》，针对“开放末端说”，首次提出“从开放看东北，东北是前沿”的观点。2016年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，他进一步阐发了“东北在中国对外开放中将处于前沿地位”的观点。

何以新前沿？从东北亚大格局、中国大布局和东北大角色三维把握

记者：您在2015年发表文章，提出“从开放看东北，东北是前沿”的观点。这个“前沿论”在这次中央会议的明确提法中得到吸纳和肯定。您能进一步阐述吗？

常修泽：我仔细阅读和研究了这次中央会议的提法，这里有两个关键词，值得重视。

一个是“打造”。虽然我针对“开放末端说”，从东北未来承担的“大角色”出发，提出东北应该成为“开放的前沿”(注意：是“应然”而不是“实然”“已然”)，但这只是基于学术研究对大趋势作出的学术判断而已。这次中央提出东北要“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”，这个“打造”就更加明确，它不只是判断，而且是战略决策，这就给东北下达了如何“打造”的战略任务。

第二个是“新”。“新”是相对“原”而言的。一个“新”字，包含相当丰富的内涵：纵向，体现开放“新阶段观”；横向，体现东北亚“新棋局观”；内向，体现东北“新角色观”。

记者：今天，我们该如何理解和把握“对外开放新前沿”这一定位？

常修泽：我从三个维度把握“新前沿论”。第一个维度，从全球特别是东北亚大格局看。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，我这里重点从东北亚大格局分析。东北亚是世界上发展基础最好、发展潜力最大、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之一。东北地区位于东北亚的核心地带，面对俄罗斯、朝鲜、蒙古国、日本、韩国，直接涉及中国与这五国的关系。域内各国经济发展各具优势，特点鲜明，互补性强。近年有三个动向值得重视：其一，朝鲜半岛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迹象。尽管还有某些不确定性，但缓和趋势依然可期。其二，俄罗斯出现“东进”迹象。当前，俄罗斯远东联邦区开发升温，东方经济论坛与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“东西”并起。俄罗斯远东这一老邻居的发展对我国东北地区来说是一大利好，“东北-远东”经济合作势头正足，在互联互通、金融、农业、能源等领域的诸多合作项目已全面铺开，双方已成为中俄两国地方合作的排头兵。其三，中日韩自贸区谈判顺利，中日关系趋缓。韩国“新北方政策”、日本“八大领域经济合作”规划等，客观上也呼唤东北更好发挥新前沿作用。

当然，从东北亚“大棋局观”来观察，这里一直以来都是大国博弈的重要区域，对其走势还有待持续观察。总的来看，东北亚在全球战略地位是不可替代的。

记者：第二个维度怎么讲？

常修泽：第二个维度，从中国大布局看。我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实际推进分析，目前国内主要还是“西向”发展，相比较而言，“东向”特别是在东北亚地区，由于复杂多变因素，仍是一个薄弱地带。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中央会议上明确指出：“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，走合理分工、优化发展的路子，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，完善空间治理，形成优势互补、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。”从中国大布局看，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，正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、优化区域经济布局的战略之举。

记者：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更像是国家大布局的一个“棋子”。

常修泽：对，是一个“棋子”，而且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性“棋子”。这就涉及第三个维度，从东北“大角色”看。东北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，维护国家国防安全、粮食安全、生态安全、能源安全、产业安全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，有助于东北担负起这一大的战略角色。

新在哪里？新在地域、新在领域、新在“倒逼改革”

记者：对外开放新前沿，这个“新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体现在哪里？

常修泽：根据初步研究，我理解，主要新在地域、新在领域、新在“倒逼改革”上。首先，新在地域。40多年来，在我国对外开放进程中，曾先后形成多个前沿“窗口”或“阵地”。从纵向来看，已有三个规模较大而且影响深远的前沿。

第一个：20世纪80年代，以四个特区为代表的广东、福建开放前沿。

1979年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决定在深圳、珠海、汕头和厦门试办出口特区。1980年，正式将出口特区改称为“经济特区”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，1984年春节前，邓小平同志到深圳考察并题词：“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，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。”1984年3月，我到深圳调研，重点调查蛇口工业区的体制问题，随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，题为《从蛇口工业区的开发得到的启示》，就是带着这篇论文出席1984年“莫干山会议”的，后来《经济日报》选登了这篇论文。以四个特区为代表的广东、福建开放前沿，开了中国风气之先。

第二个：20世纪90年代初，中央宣布开发开放浦东，1992年设立上海市浦东新区。上海和长三角成为新的开放前沿，并对全国产生影响。

第三个：新世纪以来，2006年，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上升为国家战略。2013年，中央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，成为新的开放前沿。这次，中央会议明确强调东北“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”。这一战略任务的提出，着眼于未来，高瞻远瞩，在已有前沿的基础上因势而谋、应势而动、顺势而为。就规模而言，应该属于第四个前沿。

不过，这里要说明，从改革开放史上看，我国对外开放的这四大前沿，时间(纵向)上具有继起性，空间(横向)上具有并存性，并不是后者否定前者，而是带有明显“增量创新”的特征，四大前沿共同构成中国东部的开放前沿体系。以后，随着发展，中国西部和西南地区也可能会有新的开放前沿，要看形势发展。

其次，新在领域。应有新的“领域观”。例如，确定第一波开放前沿时，其投资焦点主要是加工制造业，而现在东北则应瞄准高端装备制造业。与其他地区相比，东北在高铁车辆、核电装备、造船等领域产业力量雄厚。我在1988年提出“四沿”开放战略时，曾表明“互补的经济结构是建立北部沿边开放带的物质基础”。现在应抓住历史机遇，着眼于中国与俄罗斯、朝鲜、蒙古国、日本、韩国等拓展开放领域，特别是开放过去未曾开放的经济领域(包括垄断性行业和领域)，以打造我国参与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的新支点。

最后，新在“倒逼”。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4月22日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时指出，“善用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化改革”。这对东北来说切中要害。我在《“再振兴”东北战略思路探讨》中曾认为：“从改革看东北，东北是难点。”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，其中一个重要考量是对内形成倒逼作用，促进东北加快全面改革，开创改革新局面。

怎样打造？抓住“开放重大举措”和“倒逼深化改革”双线突破

记者：您认为在实际工作中，下一步该怎样打造新前沿？

常修泽：我建议抓住“开放重大举措”和“倒逼深化改革”两条线来突破。第一条线：开放重大举措。我注意到，近几年东北在对外开放方面作了不少努力，也取得了一定成绩。今年6月下旬我在沈阳了解到，辽宁出台了以全面开放引领全面振兴的40条意见；辽宁自贸试验区作用日益彰显；德国投资的华晨宝马沈阳新工厂开工建设；沙特投资的华锦阿美石油化工公司挂牌成立等。这些都是可喜信号，但与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要求相比，还有差距，需要再上台阶。

记者：对于开放举措，您有哪些建议？

常修泽：去年12月在东北振兴论坛上，我在《中国向北开放的战略构思》中提出建议，结合新情况，归纳几条：一是办好辽宁和黑龙江两个自贸试验区。我曾建议辽宁自贸试验区“外溢化”。现在河北自贸试验区已向北京大兴国际机场“外溢化”，辽、黑两省的自贸试验区也可向吉林“外溢化”。另外，可考虑新增辽宁自贸试验区丹东片区。二是切实打造辽宁丹东、吉林珲春、黑龙江绥芬河、内蒙古满洲里等九大沿边开放口岸城市，作为对外开放新前沿的新支点。三是建设“四纵四横”开放大通道。四是抓好沈、大、长、哈等一批对外开放新前沿节点城市建设。五是通过外贸和外资等方式，推进中外经贸结构衔接。辽宁近来两大投资项目——德国“华晨宝马”和沙特“华锦阿美”颇有启发意义，加快推进辽宁沿海经济带建设发展也颇有亮点。现在主要问题不再是“投资不过山海关”，而是东北的干部思想和工作是不是真正“过了关”。辽宁省委、省政府抓得好，经验值得总结。六是搭建以营商环境为核心的“金三角”(政府、企业家、民众)支撑架构，从而确保对外开放新前沿要求落实到位。

记者：倒逼改革这条线，您有何建议？

常修泽：东北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遇到的困难和问题，归根到底，是体制问题、结构问题，以及深层的文明问题。我最近正在写一部关于东北转型的专著，里边提到：第一，体制方面：主要是国有经济缺乏活力、民营经济不发达；资源配置市场化程度低，政府干预“沉重”。第二，结构方面：一是封闭的外向结构，经济开放度低；二是板结的内力结构，新旧动能难以转换；三是失衡的产业结构，现代服务业和新型产业滞后。第三，文明方面：一是根深蒂固的“官本位”意识，二是一定程度上契约精神淡薄、诚信缺失，三是陈旧的工业文明观而非生态文明观。

建议以这次中央交给的新任务为重大契机，以对外开放倒逼对内改革，形成适应新前沿的体制、结构和文明样式。我觉得，这三大问题如能解决到位，对外开放新前沿就有可能打造成功。